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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役：汉·耿恭之“天山保卫战”
必争之地：天山（博格达山）
地缘背景：
“天山”当下在地理上，用来泛指横亘于中亚腹的天山山脉，不过在汉朝时却是用来特指吐鲁番盆地之北的“博格达山”。历史上的博格达山不仅是南、北疆的地理分割点，更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，在西域争夺的胜负手。
事实上“博格达”在蒙古语中的原意，便是神灵居住的圣山，也就“天山”的意思。换而言之，狭义的天山指的就是“博格达山”。只不过世人当下提到天山，范围会扩张到整个天山山脉罢了。
由于主脉与北纬42度温度线重叠，天山山脉在古代新疆地区，还是一条可以直接感受到的农牧分割线。山脉之南的南疆地区由于温度较高，虽然腹地为塔克拉玛干沙漠所覆盖，但边缘那些被高山雪水滋养的绿洲，都可以进行农耕开发。汉代的鄯善（楼兰）、龟兹、姑墨、疏勒、莎车、于阗、精绝等西域绿洲农业国，均位于南疆地区。
展开剩余92%与南疆相比，天山山脉之北的北疆地区，则因为没有足够的积温而几乎无法开展农耕，能够被高山雪水滋养的山麓平原，都呈现为自然的草原状态，天然是游牧者的舒适空间。对于北疆游牧者来说，南疆地区的绿洲农业区天然具备吸引力。位于南疆东北部的吐鲁番盆地，则是北疆游牧者入侵南疆的第一站，更是后来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帝国争夺的焦点。
当西汉王朝在汉武帝的领导下扩张到西域时，建制于吐鲁番盆地的绿洲国家叫作“车师国”。由此汉朝与匈奴的主争夺对象，也具象为了车师国。整个《汉书·西域传》中，“车师”的名字出现了65次，远远高于其它西域国家。
三个原因造就了车师国的焦点地位，一是博格达山的地理特点；二是吐鲁番盆地优越的农业条件；三是吐鲁番独立于南、北疆之间的地理位置。
先来说说博格达山的情况。
作为天山山脉向东延伸的支脉，博格达山与主脉之间存在一个被命名为“乌鲁木齐断裂带”的天然缺口，是当下沟通南北疆的交通要道，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亦因此而定位于缺口的东北部，与博格达山相依。不过就此也使得这个缺口成为了南北疆气流活动的主通道，被称之为“百里风带”。部分区域甚至全年有320天刮着八级以上的大风。
与主脉相比，主峰高度达5445米的博格达山，虽然在高度上毫不逊色，但厚度却只有不到50公里，还不及主脉厚度的一半，大大降低了翻越难度。正因为如此，纵穿博格达山的多条“车师古道”成为了古代沟通南北疆的主通道。
再来说说吐鲁番的农业条件。吐鲁番盆地的纬度，虽然已经高于北纬42度温度线、抵近北纬43度线，但却是这条温度线之北，最不缺少温度的存在。气象学上有一个焚风效应：当随气流越过高山时，会在背风的山麓带形成干热气流下沉。焚风效应作用下，温度以每下降1000米，升高6.5摄氏度的速度增加。
更重要的是，吐鲁番盆地还是中国海拔最低的地理单元，最低点要低于海平面161米。使得那些干热气流下沉到盆地中后，难以再散发出去。于是博格达山上的融雪，通过深挖于地下的坎儿井流入盆地，加上焚风送来的热量，造就了吐鲁番优越的农业条件。唯一美中不足的是温度有点过高，使之能够成为中国“热极”，甚至能形成像要在冒火一样的火焰山奇观。
最后说说吐鲁番的位置。尽管新疆地区通常以天山山脉为界，被分割为南、北疆地区，但南疆的主体是“塔里木盆地”、北疆的主体是“准噶尔盆地”。以这个标准来说，吐鲁番盆地及其东侧的哈密盆地所组成的“吐哈盆地”，由于南沿被命名为“库鲁克塔格山脉”的支脉包裹，在地理上并不是南疆的一部分，并因此在地理上又被称之为“东疆”。与之情况类似的，还有从北疆分离出来的，又被称之为“西疆”的伊犁河谷。
倘若以东、西、南、北疆这四分法，来划分新疆地区的地理结构，再对应汉武帝时期的地缘政治结构，就会发现主角是控制南疆的汉朝，以及控制北疆的匈奴人。在这两大势力间充当关键先生的，则是游牧于西疆的乌孙部，以及在东疆种地的车师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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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役背景
公元前121年，霍去病领军夺取原为匈奴控制的河西走廊，之后汉武帝将河西走廊的数万匈奴人尽数内迁，并移民实边建立“河西四郡”。由于河西走廊与南疆相通，且南疆诸绿洲小国都有农耕经济。因此在李广利两征大宛成功后，汉武帝于公元前101年，在天山山脉南麓的新疆轮台县一带设“屯田校尉”，正式开始了对西域的经略。而之所以选择轮台屯田，是因为此前一年李广利二征大宛时，轮台国是西域诸国中唯一因拒绝归顺汉军而被屠城的国家，有现成的城邑和土地可供驻扎。
以阻止匈奴进入南疆、影响丝绸之路畅通的标准来说，只要守住轮台东侧的渠犁，就可以做到这点。这是个对应今新疆库尔勒市的山口，相当是南疆对接东疆的门户，由于东汉曾在此筑铁门检查往来商旅，后世又称之为“铁门关”。
守住了铁门关，也就阻断了匈奴进入南疆的线路。为此汉武帝在下令屯田轮台的同时，也在铁门关引水屯田（渠犁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）。问题是汉朝千辛万苦的向西域进军，并不是图丝绸之路和那些绿洲小国的利益，而是为了“断匈奴右臂”。从打击匈奴、减轻长城防御压力的角度来说，能种地的吐鲁番是断然不能留给匈奴人的。
反之对于匈奴人来说，来自农耕区的粮食，又是他们度过灾年的保障。吐鲁番盆地不光能种地，还能作为进一步南下的跳板，同样势在必得。于是夹在中间的车师国，便成为了匈奴与汉朝反复争夺的对象。比较有利于汉朝的一点是，在张骞的联络下，西疆的乌孙人愿意与汉朝结盟。毕竟同行是冤家，乌孙人也存着控制北疆草原的心。
公元前99年，李广利第一次在博格达山与匈奴右贤王交战。公元前89年，马通率领四万骑兵再出车师北道，北击匈奴，第一次迫使车师国臣服。匈奴则在汉昭帝时期（公元前87年—前74年在位）再次派遣四千骑兵进入吐鲁番，并且也开始仿效汉朝驻军屯田。
汉宣帝继位后（公元前74年－前48年在位），当即遣将驱逐了这四千准备生根的匈奴兵。不过摄于匈奴的威胁，车师国最后还是与匈奴联姻，同意一起阻断汉朝与乌孙的交通。
公元前68年，汉宣帝派遣侍朗郑吉，与屯田校尉司马憙一起率领渠犁的1500屯田汉军，以及征调来的西域诸国兵一万多人，攻陷了依附匈奴的车师国。此后匈奴为了夺回车师的控制权，不断派遣数千骑兵前来围城，并且威胁郑吉道：“单于必争此地，不可田也。”（这是匈奴单于必争之地，汉军不可以屯田）。
大象打架，小草遭殃，反复拉锯中，车师人围绕博格达山分裂出多个源出车师的国家，比如并称“山北六国”的卑陆前国、卑陆后国、蒲类前国、蒲类后国、单桓国、西且弥国。不过这些小国并不重要，最为重要的是留在吐鲁番故址的“车师前国”，以及位于博格达山北麓的“车师后国”。两国中车师前国人口最多，汉书记载有6050人；由匈奴扶植的“车师后国”人口略少，有4774人。
这场车师拉锯战，最终在公元前60年告一段落。这一年匈奴负责经略西域的日逐王先贤掸，由于争夺单于之位未果，率部众一万二千人降汉。汉宣帝遂在轮台设置“西域都护府”，以郑吉为首任都护。车师四国遂归入西域都护府的治下，博格达山之北的车师后国，也成为了汉朝警戒匈奴的前哨。
为了确保车师归汉、增强其与河西走廊的联系，汉朝还特意将车师升级为丝绸之路北道上的枢纽点。原本的线路是西出玉门关，经楼兰、轮台进入天山南麓。现在则可北出玉门关，进入哈密盆地，然后西行至吐鲁番，最后由车师经铁门关接入北道。由于哈密古称伊吾，这条道路被称之为“伊吾道”。
虽然汉朝借助匈奴内乱，解决了匈奴对西域的威胁，但内乱这件事谁也避免不了。公元9年，王莽篡汉建立“新朝”，过于激进的改革所引发的矛盾，让这个王朝仅仅坚持了14年，便在公元23年被复兴汉朝的起义者颠覆。见中原大乱无暇西顾，南疆势力最大的龟兹国遂倒戈袭杀都护李崇，整个西域再次沦为匈奴的属地。
尽管公元25年，汉光武帝刘秀复建东汉，但由于需要时间恢复国力，刘秀一直没有下决心经略西域。哪怕公元45年，西域十八国联名请求复建西域都护府；哪怕公元48年，匈奴因为内乱分裂为南、北匈奴，南匈奴四万余人南下内附。
一直到公元73年。立志效法汉武帝的汉明帝，在北匈奴屡屡南侵的情况下，终于决定对北匈奴发起全面反击。次年开春汉军四道出击，其中三道向北深入漠北草原寻找战机，第四道则是唯一兵指西域的汉军。由窦固与耿忠两位将领，率领敦煌、酒泉、张掖三郡的军队，以及部分羌人士兵共计一万二千骑，出击于天山之北驻牧的匈奴呼衍王。
最终四路汉军有三路无功而返，唯有窦固、耿忠取得大胜。先是在博格达山北麓攻杀了匈奴呼衍王一千余人，后又追击至巴里坤山地（哈密北部山脉）北麓的蒲类海，最后在哈密盆地设置“宜禾都尉”，留下官吏、士兵，屯田驻军。公元74年十一月，修整了一年多后，窦固再次领军北出敦煌昆仑塞，于蒲类海再胜匈奴。之后向西攻陷车师后国，斩首数千级，车师前国不战而降（前王为后王之子）。
此战之后，东汉王朝正式在轮台恢复了“西域都护府”的建制，由陈睦出任东汉首任都护。次年二月，西征大军回撤河西，耿恭则以“戊己校尉”的官职，留驻天山北麓的“金蒲城”，以监护车师后国。另一名戊己校尉关宠，则在吐鲁番的“柳中城”屯田，负责监护车师前国。两个人麾下兵力各为数百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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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役过程
耿恭打的这场“天山保卫战”虽然规模不大，但极具象征意义，是国运到底站在大汉一边还是匈奴一边的标志，能够影响到西域诸国对汉朝的信心。
耿恭出身于将门世家，伯父是东汉开国功臣耿弇（位列云台二十八将第四名）。史书评价其“为人慷慨，颇多谋略，有将帅才能”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汉明帝下决心反击匈奴、恢复汉朝西域的统治，主要是因为耿恭的堂兄弟耿秉，屡次上书请战。天山之战跟窦固搭档的耿忠，就是耿弇的儿子。耿秉由于出击的是漠北，所以无功而返。
这次再征天山，耿恭本来是自领一军的，结果临阵让他做了外戚将领窦固的副将。在蒲类海获胜后，窦固觉得山北太冷了，想先拿了容易打的车师前国回去交差。憋着一口气的耿恭坚持认为，车师后国才是匈奴控制天山的根本，只要能拿下车师后国，前国必会不战而降。并在窦固还在犹豫时，自己主动领军充当前锋，其他汉军不得已相随，才取得了这场大胜。
等于一战天山的功臣是耿忠，二战天山的功臣是耿秉，最后守护天山和家族荣誉的重任则移交给了耿恭。
在整个西域，没有比耿恭的任务更加艰巨的了。即便是在汉朝退出西域后，匈奴人也喜欢把控制吐鲁番的基地放在天山北麓。这是因为牲畜都喜欢更加凉爽的环境，难以忍受吐鲁番炎热的气候。反之对于驻扎于此的汉军来说，天山北麓寒冷的气候，以及孤悬北疆的位置就显得异常危险了。
汉军两伐天山后，北匈奴单于从东部征调了左鹿蠡王部二万骑，前往增援西域战场，誓必要夺回这个进入南疆的桥头堡。见汉军主力撤退，北疆的匈奴各部，当即于公元75年三月发动全面进攻。左鹿蠡王和他的两万骑兵，则负责解决驻扎车师境内的汉军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耿恭就任后当即派人给乌孙送信，告知汉军又重回西域的消息。乌孙上下为此欢欣鼓舞，遂决定向汉章帝进献名马，并送质子前往长安侍奉。只可惜双方还没有结成盟约，匈奴人就来了。
左鹿蠡王的兵锋先行指向车师后国，耿恭见状则派出了300士兵前往救援。非常不幸的是，这300名士兵在半路上就遭遇了大批匈奴骑兵，以至于全军覆没。紧接着匈奴人攻克车师后城、诛杀了降汉的车师后王，之后再分兵围攻金蒲城和柳中城。
东汉一名校尉所辖的兵力在800人左右，耿恭相当于一下子损失掉了40%的兵力。为此耿恭不仅亲自登上城头与敌人肉博，更在箭头上涂上毒药，并传话给攻城的匈奴人，这是“汉家箭神，其中疮者必有异。”结果匈奴人在看到中箭的伤口溃烂得像沸水一样，内心非常惊恐。更为有利的是，正逢春夏之季，天降暴雨。耿恭的毒箭是随着倾盆暴雨，用强弩密集发射的。大批受伤匈奴人的哀嚎声，加上雷暴的气氛加持，使得匈奴人真的相信汉兵有神明相助，遂主动撤军，转而将兵锋指向轮台的西域都护府。
见匈奴势大，西域都护府两侧的焉耆、龟兹两国选择叛汉，于六月袭杀了都护陈睦。于是耿恭再次成为主攻对象。不过考虑到位于山前台地的金蒲城内没有水源，耿恭已经借匈奴解围之机，于五月南移至近旁有溪流相依的山谷堡垒疏勒城。
见匈奴再次来攻，耿恭决定改变战法，选拔了四十名敢死队员，主动出城冲阵，措不及防的匈奴人当即被斩首数十级（恭募先登士四十人出城奔，斩首数十级）。匈奴人还没有从上次的恐慌中缓过来，顿时奔逃。
虽然吓住了匈奴人，但汉朝这种军事要塞性质的城堡，面积也就几百平米，又孤悬于塞北。匈奴人只要有耐心，困都能把城困死。因此接下来匈奴人做了一件事，切断疏勒城的水源，为了解决饮水问题，耿恭下令在城内挖掘深井。只是挖了十五丈深都没有能够挖到水，迫使守城的汉军只能从马粪中榨取汁水解渴。
危急时刻，耿恭决定寄希望于天命，表示当年贰师将军李广利缺水时曾经“拔佩刀剌山，飞泉涌出”如今大汉仁德如天，神明一定会保佑，决不可能让我们走投无路。说罢整理衣冠对着枯井叩拜祈祷。没想到过了一小会，果然一会泉水便从井底涌出。不光解决了饮水问题，更让山呼万岁的将士相信自己真的有神助。
有了水之后，耿恭让将士在城头往下浇水示威。匈奴人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种情况发生，再次相信汉军真的有神明相助，再次解围而去，转而集中兵力攻打关宠据守的柳中城，以及车师前国。
事实上能够打出水来与当时的季节有关，当时正是盛夏时节，天山顶上的融雪会渗透在沙石下面向下流。十五丈在汉代约为合35米，与天山南麓引水的坎儿井相当，的确是能挖到水。只不过如果不是有坚毅的信念，也创造不了这个奇迹。
守城光有水不行，还得有粮。好消息是车师后国王后的祖先是汉人，在匈奴退兵后及时送来了粮食，并且经常偷偷通报匈奴那边的消息，让耿恭得以继续坚守。坏消息是柳中城被攻破，关宠及其部下殉国。在收降了车师前国之后，匈奴得以带着车师前国的兵马一起北上，集中力量围攻疏勒城。
几个月后，疏勒城内的粮食终于吃完了，以至于将士们只能煮食生牛皮材质的铠甲和缠在弓弩上的牛筋充饥。虽然大家都没有二心，但随着战斗和饥饿减员，疏勒城内的守军还是逐渐缩减到了几十人。
见汉军陷入绝境。匈奴单于遂派出使者劝降，许诺只要归顺便封耿恭为“白屋王”，并婚配匈奴女帮其再成个家。耿恭则假意答应，引诱使者登城，然后亲手诛杀使者，并在城头炙烤充当军粮。见此情景，匈奴使者的属下在城下痛哭而去，盛怒的单于则下令继续增兵攻城。
耿恭之所以如此坚持，甚至没有乘匈奴退兵之机逃走，是因为相信他的国家不会放弃他。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汉朝的援军来得这么晚。耿恭在天山之北足足坚守了一年，才盼来的援军。
问题出在汉明帝身上。正常情况下，河西汉军应该被授权随时支援天山前线。只是汉军主力一撤，一直在近旁哨探虚实的匈奴人就攻过来了。长安城那边还没有来得及给这个授权，更为不巧的是，当年九月也就是耿恭接受车师后国王后补给时，汉明帝却驾崩了。刚刚继位的汉章帝，虽然收到了关宠派人送来的求援信，朝臣们对于是否救援却分成了两派。
司空第五伦认为在匈奴的围攻下，两个戊己校尉下面都已经只剩下几十人了，觉得援军就算抵达也是全军覆没了，应该从长计议；司徒鲍昱则强烈反对，认定不可让身处险地的将士寒心，否则下次匈奴来攻，就没有谁愿意去前线效命了。
最终汉章帝下旨，急令耿秉前往酒泉坐阵，代理太守之职，从张掖、酒泉、敦煌三郡，以及鄯善国征调七千余人前去车师救援。公元76年正月，虽迟但到的援军在已成空城的柳中城集结，攻打车师前国的王城“交河城”。一战斩首三千八百级，俘虏三千多人，驻守于吐鲁番的匈奴人见状惊慌北逃。
鉴于柳中城已经被攻破，又值大雪封山，前来增援的汉军相信山北的耿恭也必然全军覆没，遂决定带着战利品回师河西。之前匈奴在疏勒城退兵时，耿恭乘机派遣军吏范羌前往敦煌取冬装，以备长期坚守。这次范羌也跟着援军一起出塞。见援军要走，范羌坚决请求前去救援耿恭。由于其他将领都不敢在这个季节走车师古道，遂给范羌留下了两千兵，由他自己带领北上。
当范羌带领的两千援军进入车师古道后，谷中积雪已经深至一丈多。寒冷带来的唯一好处，是匈奴人也停止进攻。以至于当疏勒城剩下的二十六人，在深夜远远的听到有兵马声靠近时，即惊讶又绝望。为了让兄弟们安心，范羌远远的就开始呼喊：我是范羌，朝廷派援军来接校尉了！（我范羌也。汉遣军迎校尉耳）听到范羌的呼喊，绝处逢生的守城将士齐呼万岁，开门相见后，双方抱头痛哭。
第二天天明，两千汉军开始带着耿恭和他的二十五名部下，向敦煌方向撤退。收到消息的匈奴人则一路相随，汉军且战且退。于公元76年三月退入玉门关内。唯一遗憾的是，被救援的汉军虽然不用参与断后，但因为一年来忍饥挨饿，身体已经极度虚弱，进入敦煌境内时，只剩下了十三人。
“十三将士归玉门”的消息传到洛阳后，整个大汉都为之沸腾了。驻守敦煌的中郎将郑众，在为十三勇士洗沐更衣后，上疏陈述经过后表示耿恭“卒全忠勇，不为大汉耻”、“恭之节义，古今未有”。回到洛阳后，力主救援的司徒鲍昱也上奏表示，耿恭的节操超过了当年的苏武。
最终耿恭因功升任骑都尉，部下的军官石修、张封，以及军吏范羌都得到升迁，其余九名士兵全部补入羽林军，负责护卫皇帝的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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